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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台湾人更是中国人(八)

日期:2018-03-15 15:04 来源:《黄埔》杂志 作者:王炳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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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的什刹海

  2005年9月,我从建国中学毕业,结束高中三年生涯,考进台湾大学外文系就读。在民进党继续执政下,台湾的“去中国化”愈来愈严重,但我仍坚持收集关于大陆的最新资讯,定期关注大陆的新闻。

  也因为上了大学,自己能做主的事也就愈来愈多。到了大学第一年的暑假,我就迫不急待想到大陆看看。虽然5岁那年,就曾和家人一起到大陆旅游,但毕竟年纪太小,印象早已模糊,何况这么多年过去,大陆也早就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了。

  于是,就这么下了决心,没有跟团,只找了另外3个好友,事隔14年以后,再游北京。这一回,也算是我真正第一次有意识地体会北京这座千年古都。

  那时初到北京,只翻了翻在台湾买的旅游书,知道有处红火的酒吧街就在什刹海,便凭着一股小伙子年轻的干劲,3个男生从前门的“老舍茶馆”走了出来,随手招了台出租车,装着一股当地人的腔调,和司机师傅说了句到什刹海,便这么人生第一次拜访这个名为海的湖。

  记得是晚上9点多,什刹海边灯火通明、人潮如织,第一个印象就是:这湖面与湖畔灯火构成的图画实在太美了!

  但我还来不及好好欣赏眼前的美景,便来了两位大姐,对我展开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搭讪。

  其中一位主要发话的大姐问我:“小伙子要不要来咱们的‘吧’啊?”

  “你们的‘吧’在哪儿啊?”当时的我还戏谑性地反问,她们却更认真了。同样的一位大姐回答我:“咱们的‘吧’啤酒可以喝到饱,还能玩通宵的。”

  我那时深怕误上贼船,到时被榨成人干,便随便找了间看似平凡的小酒吧进去,里头摆设果真简单,虽有现场驻唱的一男一女,可人并不多,唱的也多是平缓的曲子,一点也热情不起来。我于是又走了出来想到街上逛逛,没想到门口还站着刚刚那两位大姐。

  “小伙子你去的那是‘清吧’。”

  “啥是‘清吧’?”

  “‘清吧’就是只有他们的歌手在那儿唱,你们都无法唱,咱们的‘吧’可以让你尽情唱!”

  我听了吓了一跳,可又有点蠢蠢欲动,只是心想他们的服务费铁定不便宜,还是罢了。

  于是,我又继续往前走,她们竟也跟了上来,紧追不舍。就在此时,正好街上有一位给人画人像的师傅,我便坐了下来,请师傅给我画张像。这么一坐,就是一个钟头过去了,等我起身准备离去,才发现那两位大姐,竟也在旁等候了一小时。

  最后,我为了脱身,不得不让其他两位朋友兵分两路,赶紧先叫到出租车,等我好不容易上了车,两位大姐还猛贴着窗,继续叫着:“小伙子,真不要来咱们的‘吧’啊?”

  这便是我第一次逛什刹海的经验,无缘好好坐下欣赏一段酒吧里驻唱歌手的表演,从一开始就被这两位大姐坏了兴致。

  一年后,又是暑假到来,班上几个时髦好玩的女生,听说我曾自己去过大陆旅游,便要我带他们一起去。于是,我又到了北京,为了好好感受什刹海之美,特别订了一家简单的青年旅社,就在什刹海旁。

  来到北京第二天的早晨,我带着她们缓缓自旅社走出来,行经湖畔的柳荫,徐徐还有着吹面不寒的杨柳风。什刹海边的老胡同里,到处可以听见老人们拉胡琴的声音,其中一个作风洋派的女生,拉高了嗓子喊:“哇!真的好中国啊!”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她的反应,更像是一个老外在欣赏“异国风情”的样子,让我浑身不舒服。我觉得,我就是中国人,这就是我的文化,哪来什么“异国风情”?

  后来的一路上,她不断抱怨大陆人好凶,总是粗里粗气地喊着“让让”,不像台湾人彬彬有礼地说“请借过一下”,真没文明。但在我看来,有一些只是北方人的性格较率直使然,台湾一些过度虚矫的礼仪,我也不喜欢。

  还是说回什刹海。自从上回初访后,就时常在梦中重返什刹海,听着摇滚乐手唱着豪迈的歌声,一个人在小酒吧里,饮下一口接着一口的调酒。

  因此,这次来到北京以后,当同行的几个女生一度说:“等后面到上海再去酒吧,北京这几天下雨,就回旅社休息吧!”我便坚决地反对。

  对我而言,什刹海可是我梦中往返再三的啊!那种既开放又带点压抑的社会氛围,有点小钱的城市男女在小酒吧中寻找一点现实之外的浪漫,台湾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了。

  而且,台湾也没有在湖边的酒吧街啊!上海的酒吧过于现代化,与台北的太像,那股过浓的“洋味儿”是我所不喜的。

  幸亏有我的坚持,我们最终进入了一家还算大的酒吧,台上年轻的歌者,唱着我特别有共鸣的《一场游戏一场梦》。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便狂爱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浪子曲风,如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真的一无所有》,或者罗大佑的《鹿港小镇》《恋曲一九九零》。

  我随着他们的歌声摆动起来,情绪开始随之高涨。我喜欢这种淡淡的沧桑感,体认了人生中的悲欢离合,但仍很淡然地看待一切。

  酒来了,我轻轻地尝了一口,环顾四周的人们,环顾这片我梦中的什刹海。眼前,有不少与我一样的外地观光客,甚至是金发碧眼的洋人,也有大陆的年轻人,也在这里寻找一丝欢娱。

  我的思绪渐渐抽离了在一旁聊着最新手机、Ipad的同学,同时也渐渐听不见台上正在唱的歌声了。然而,我却隐约看见了一年前的某个夜晚,同样是在北京,那个拉着我一起跑到天安门前的地下通道里,再私下把印着京剧脸谱的风筝卖给我的小伙子。然后,我又看见了去年在北京住的酒店里,那个纯朴憨厚的胖子服务员;看见了这回住的青年旅社里,那个成天追求讲一口纯正美国腔英语的女服务员;看见了我眼前的舞台上,这些驻唱歌手背后的故事……

  现场唱起了周杰伦的歌《听妈妈的话》。我透过模糊的眼眶,看见台上的歌手随着歌曲左右摆动。倏忽之间,我油然而生一种感触。来到大陆这些天,四处几乎都播放着台湾歌手周杰伦、蔡依林的歌曲,两岸实际上已经以音乐统一了。

  我想起20几年前,海峡对岸的人们偷偷听着邓丽君的歌。我突然为如今两岸的情况感到欣慰,却也忧虑,可是我似乎无能为力……

  刹那间,我流下了眼泪。

  身边的同学慌了,他们无法了解我怎么了,只是不断地安慰我,告诉我出来玩应该是要高兴的。

  他们又如何体会我的心情?在那当下的瞬间,我嗅到了20世纪80年代理想主义的气息,又想起我们苦难的民族,在这八国联军曾经蹂躏的古都,终于好不容易要迎来奥运,扬眉吐气。多少年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民族的复兴献身,这条革命之路,如今可是走完了?

  19岁的我,在那一夜的什刹海,流下我的男儿泪。

  多少年后的今天,多少年后的未来,我仍要说:这就是什刹海,一个让我感动、让我流泪的地方!回绕不断的沧桑感,一种上海难以给予的感受,只有在千年古都的北京,只有在梦的什刹海!

    

  从北京行看台湾青年学子

  《从北京行看台湾青年学子》是我在2008年时写的一篇文章,就在我自己的网站上发表。当时,我刚随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成立的青年发展基金会从大陆回来,参访了正举办奥运会的北京,还在现场观看了两场比赛。

  能在现场感受北京奥运的气氛,当然是我梦寐以求的事,但我本来并没预期会有这个机会。该年7月,对大众传播一直有兴趣的我,报名参加了青年发展基金会举办的“媒体先锋营”,大概因为表现活跃,在营队结束后,主办方来电询问,有没有兴趣8月到北京看奥运。这本是我殷切期盼的愿望,立即就一口答应了。

  到北京后,主办单位看中了我有上台主持的能力,就推荐我代表台湾的青年,和北京四中的高中生一起主持文艺节目表演。在和北京四中高中生接触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远比我们台湾的大学生成熟得多,也因为在北京和他们的交流,让我反省我们这代台湾年轻人的问题,返回台湾后,便写下《从北京行看台湾青年学子》这篇文章。

  我能亲临北京奥运现场,已经是我预想不到的事;这篇文章后来在大陆网络论坛热传,更在我意料之外。当时,甚至有《北京青年报》的记者打电话到台大外文系办公室,希望联系一位叫“卜正”的学生(那时我在网络上的文章,都用笔名“卜正”发表)。外文系的助教告诉我:“有个北京腔很重的人,好像是大陆的记者,你自己看要不要回她。”

  后来,我通过电话接受《北京青年报》的专访,畅谈我写这篇文章的动机和想法。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接受大陆媒体的访问。当时《北京青年报》的记者,还特别走了趟北京四中,访问到和我一起主持的两位大陆高中生,写成了一篇专题报道。

  在报道中,将大陆奥运后的一代称为是“鸟巢一代”,而同时间愈来愈闭锁的台湾青年则成了“鸟笼一代”。直到今日,我愈发觉得“鸟巢一代VS鸟笼一代”的比喻,似乎与现实愈来愈贴切。

  在知道大陆媒体找上我后,青年发展基金会的反应相当值得玩味。他们非但没有鼓励我,反而视我为洪水猛兽,深怕我这篇检讨台湾青年的文章,会害他们被贴上亲中卖台的标签。他们特别打电话告诉我,千万别对大陆媒体说他们是国民党的外围团体。

  然而,我明明还记得,当时我们一行人到北京机场时,接待我们的北京市台办,拉的就是“国民党青年发展基金会”的横幅。正因为国民党的关系,我们一行才能得到不少礼遇。

  从这点就可以看出,国民党一直都有一堆青年活动,大陆也都协助接待了许多参访团,但国民党并没有利用这些机会进行思想教育,拉近两岸的心灵距离,从头到尾都只是在消化预算而已。

  我写《从北京行看台湾青年学子》这篇文章时,还只是大学生,距离现在已有8年。如今看来,当中的一些想法难免比较稚嫩,对大陆的认识也不够全面,但我考虑过后,仍决定将全文刊出与大家分享,既保留原汁原味,更能让大家了解我一贯的思路。

  2008年8月13日至17日,正值中华民族百年盼得的辉煌盛事──北京奥运会举办的时刻,笔者有幸跟随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创办的“青年发展基金会”,与其他90余名正就读于台湾大专院校的同学,同组“奥运青年交流团”,赴北京进行五天四夜的文化体验,实在是永生难忘的经验。

  8月13日傍晚,我们一行人出现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鸟巢式的镂空屋顶极富建筑美感,连接航厦与出境大厅间的捷运系统亦令许多随行同学惊呼:“原来北京这么先进!”这些建设,都是我去年造访北京时还未见到的。

  五日下来,我们一行人参观了首都博物馆、北京四中、清华大学、故宫、湖广会馆、王府井大街,当然也在游览车上欣赏了日间及夜晚的鸟巢及水立方。

  除此之外,我因为受“青年发展基金会”推荐,而负责与其他三位同学搭档主持第三日在北京四中所举办的“奥运同心结:京台青少年奥运体验营暨文化交流周”开幕式。

  其他三位同学的构成,包括北京四中的一位男同学及一位女同学,以及台北市中正高中的一个女生,正好组成海峡两岸各有一男一女的阵容。

  由于负责主持,我从第二日下午便与台湾一行人分开,单独在北京四中和北京的同学进行彩排演练,周遭都是北京市台办相关官员及四中的老师。如此,更使笔者在短短的时间中,便与四中同学相处融洽,同时也看到他们的独挡一面及成熟稳重。

  在撰写这篇文章之前,本还想过《从北京行比较两岸青年学子》这样的题目。但一来是此篇文章大体为笔者个人的一些主观想法,不适合过度学术研究的笔调;二来所谓大陆、台湾这样的区分,本身便囿于我们对此类集体名称的成见,忽略了其内部仍有很大的差异。

  笔者自身很大的感触,便是周遭总有台湾同学高谈阔论地说大陆人都……大陆就是……这种表达的方式,正反映了台湾多数民众目光如豆的狭隘视野。他们从不去想,大陆幅员广大,是由好多个不同的省、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所组成,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有完全不识字的。事实上,就连台湾内部都还存在着不少差异,大陆人实在是一个太过空泛的概念。

  就连台湾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也难逃这种小鼻子小眼睛的毛病。事实上,我自己就是台湾大学生,身边朋友亦多就读于台湾的各家大学,因此对台湾的青年学子有一定认识。我写这篇文章,并非一味赞扬对岸学生的优秀,而是企图通过北京行所见所闻,对台湾大学生的表现做出反思。当然,这样的反思也包括我自己,目前正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学生。

  台湾青年普遍存在的问题,有下列几大点:

  一、不够大气

  当我们站在巍峨的天安门广场,伫立于过去帝都的中轴线上,很难不油然而生一种肃然之感,想像自己就在这世界的中心。我过去准备英语托福考试,曾经上过一位美国老师的课,他告诉我们:“美国处处有广大的草原、辽阔的田野,人的视野自然而然变得很宽、很大。”台湾的学生,平日所能见到的是拥挤的高楼大厦,即便是首善之都的台北,其格局亦比不上北京、纽约此类都市;电视频道八十几个,转来转去却都在谈某名人的八卦秘史。

  台湾的大学生,多数站出去就不具自信,虽然在细微处的谈吐举止十分照应,但就是少了一个恢宏的视野。我身处台湾第一学府台湾大学,参加过不少国际交流活动,看到许多同学都非常优秀,讲得一口漂亮的英语,穿着得体优雅,待人接物也十分礼貌,但却失了一个比这些表面仪式更高层的精神。他们背后没有一个中心思想支撑,却只是一直注意小枝小节,甚至流于一种过度崇洋的心态。

  北京四中的两位主持同学所展现的雍容气度,令我非常吃惊。他们才十六七岁,高二都还没念,却能大大方方地向领导表示自己对学校已拟好的主持稿所持的不同意见。他们直指哪一处过于煽情、哪一处过于拗口,能够条理分明地向领导解释。排演及正式登场时,总有来来去去的嘉宾,他们也能阔步上前,不卑不亢地引领那些领导人士入座。

  北京四中是北京市第一志愿的高中,名作家李敖也曾读过两个月。听两位同学说,台湾的建国中学也常来交流。我即毕业自建国中学,想想自己还是小高一时,也难有他们如此大气的展现。

  其实,大气的展现也与说话的训练有关。台湾对说话技巧的训练始终不足,多数学生缺乏在公众中清楚表达自身思想的能力。四中的两位同学,能清晰地将事情的脉落理出头绪,包括我们在讨论最后大合唱时主持人应作怎样的收尾,四中的同学都能拿捏住当下的氛围应该有的语言,对我所提的文字内容进行分析。以他们才不到高二的年纪,如此绝佳的统领能力令我佩服。

  二、不愿出头

  台湾大学生还有个特点,就是多数人不愿出头,不愿当一个团体中突出的领导人物,出了事也不愿意挺身而出。

  我在求学过程中,班上不乏有某人特别遭受主流排挤,大多数同学皆加入欺压的行列,少数同学不愿同流合污的,却也惧怕恶势力,不愿意做正义的捍卫者。我则与众不同,反而特别喜爱与弱势者站在一线,生来就看不惯这种逃避的驼鸟心态。

  此次北京行,某夜独自一人于住宿的酒店房间中看电视,突然遭遇跳电,四周顿陷一片漆黑。我欲探询其他同学是否同样如此,才开了门,便发现走廊上已是吱吱喳喳的喧闹声。房里跳了电的同学至少超过20名,大家都跑了出来你一言、我一句地讨论着。我当下便问了一个问题:“有人去通知服务员了吗?”

  大多数的同学仍继续吵闹着,少数几个回答我:“好像没有。”

  于是,我直接到同一楼层仅仅几步之遥的服务台,告诉值班大姐这个消息。约若5分钟,大家便都重现光明。

  台湾同学宁愿凑在一块儿作无意义的喧嚣,却没人挺身而出请服务员来处理,真是百思不解。

  几天前,在京台青少年交流营的开幕式上,北京四中的同学却不是这样。

  当时,后台拥挤着准备演出的表演团体,其中一组北京四中初中部的小朋友,个个天真可爱,准备合唱《感恩的心》。由于带队老师正忙着其他事儿,小朋友们吵吵闹闹、乱成一团。此时,我就看着两位四中负责主持的同学,直接上前去维持秩序,清楚地下指令:“一个一个排好队!”

  要是台湾学生,不关自己的事,想必没几个愿意去承担。

  三、人文素养低落

  我以为,身为大学生,一般人心目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必然要具备一定程度的人文素养。

  曾经在蒋梦麟先生的名著《西潮》中读到类似的句子:“北京,作为千年古都,文化的魅力令人难以抵挡,全国各地有志的青年学子,都到这里荟萃,滋养浓郁深厚的人文气息。”

  我们刚到北京时,从机场搭上游览车前往酒店,负责接待的北京市台办干部,便特别在车上给大家广播:“来北京就是看文化。看地道的北京人如何生活,如何慵懒地休闲;看皇帝家的摆设,古代帝都的格局,处处都是学问。”

  他们还特别请来一名说着标准普通话的女导游,语音轻脆悦耳,顺畅地介绍北京城的方方面面。

  然而,大多数的同学却好像兴趣缺缺。

  当北京市台办的老师们想和我们谈谈京味文化,提出不少问题想与我们互动时,大家仍是各自地聊天私语,不尊重东道主,凸显自身文化水平的低落。

  人文素养,不仅是对于基础的历史文化,须有一定的知识;也包含着我们对生命、对周遭的人事物,应有的一种悲天悯人的关怀。我有一位外文系的同学,英文非常好,也跟着课堂读了不少文学作品,但却没有文学家的人文关怀。

  他曾经告诉我,很羡慕有些人的父母是社会名流,可以通过特权未经排队挂号,就能给名医看诊。这句话在我心中造成无比震撼:医疗卫生是关系着性命的大事,这等特权行径,身为台大学生不加以检讨批判,怎么反倒还大肆赞扬?

  像这样的想法,即便他语文程度并不低,但一样是没有文化,没有人文素养。

  我这么说,并非大陆人就比台湾人来得有素养。事实上,笔者接触过大陆许多教育水平较低的民众,一样是眼中只有钱,缺乏高素质的文化涵养。

  但我在此次的交流,以及之前在美国参加中国文化研讨会议的经验中,遇到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四中这些精英名校的大陆同学,他们的的确确有着很高的人文素养。

  以这次在北京和我一起主持的北京四中两位同学为例,他们在语文实验班就读,定期举行班级文化论坛,讨论北京的城市设计、改革开放后北京的文化变迁等议题,对台湾名人陈文茜、李敖的文章及节目也都收看,思想相当开放,绝非许多台湾人自以为的大陆教育比较僵化。

  除此之外,台湾历经李登辉、陈水扁“去中国化”教育,造成的结果已开始浮现。这次北京行,我与同行的一名台湾同学聊天,该位同学告诉我:“大陆人好奇怪,整天说什么台湾同胞的,我们台湾才不讲这个词,我们都直接说台湾人、大陆人。”

  我告诉他:“我们以前也说同胞啊,都说要‘解救大陆同胞’,不是吗?”他听了我这话,竟然无法理解,频频摇头。看来,李登辉、陈水扁给年轻学子的意识形态洗脑,真是取得了绝对的成功。

  四、对大陆的莫名歧视

  台湾学生经过这几年所谓“本土意识”的教育,对于台湾历史、地理的了解并未明显增长,对于“台独”的法理基础也未有理性的认知,倒是自以为是的自我膨胀愈来愈盛,以为台湾人多么的伟大、了不起,进一步看轻对岸的中国大陆,甚至转为仇视。

  但讽刺的是,台湾人在嘲笑大陆的同时,却时常反而暴露自己的无知。

  比如说,这次参访北京奥运之行,第一天便安排参观首都博物馆。在入口处,标明着“无行为能力者及限制行为能力者须有成人陪同。”竟有同学大肆嘲笑说:“大陆真好笑,残疾者当然要有人陪啊!”我马上告诉他:“所谓行为能力是指民法上规定的法律能力,未满七岁是无行为能力者,七岁至十八岁是限制行为能力者。”

  自以为人家大陆俗气,其实是自己知识浅薄。

  又有某台大同学,在从北京准备过海关登机返台时,抱怨海关人员人数不足,使得检查进行得十分缓慢。他喃喃念着:“他们大陆真的很白痴!”然而身为旅客,理应配合对方的相关规定,随意用“白痴”骂人,自身素养高低立见。想想今日如是在美国通关,为配合防范恐怖主义而须经过繁琐的通关程序,台湾人为何多半就视之理所当然?原因无他,乃出自潜意识中对美国的莫名仰慕,及对大陆的莫名歧视。

  而除了歧视之外,台湾青年有时又对大陆莫名恐惧。台湾人长期接收CNN新闻讯息,视CNN为唯一的国际新闻,视美国为全世界,宁愿同美国一起出自对中国威胁论的恐惧而妖魔化中国大陆,却不愿自己亲身去看看事实的真相。

  我亲身目睹北京的大街小巷,由于北京市民多已回家收看奥运比赛转播,北京反而比平日更加宁静。但随行的同学中,仍有人自作紧张地说:“一定有很多事情被共产党压下来了,小心我们房间也有监听。”试问:奥运期间国际媒体云集,共产党就是神通广大,能怎么?我们不过是平凡的台湾大学生,监听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台湾人有种被害妄想症,觉得自己随时被监听、随时被统战。奇怪的是,如果自己立场站得稳,别人怎么统战?结果是人家从头至尾没说政治,我们台湾学生却一直自己吓自己。歧视别人的同时,其实是自己的信心缺乏,自卑感作祟。

  还有一些歧视,则是出自对别人文化的不了解。如曾经和我一起去过北京自助旅行的同学说,大陆人都很凶,不文明。但事实上,这里的大陆人指的仅仅是性格较为豪爽的北京人,他们说话较直接,不像南方人特重礼貌,讲个话还要弯来弯去。这样的个性反而十分相称笔者的作风。

  当然,上车不排队、随地吐痰等习惯是很不好的,而这也随着奥运会的举办一直在改善中。反过来说,过度地讲究礼节仪态,反而也是一种病,压抑了人性的质朴真实。许多现代都市人常患的心灵空虚,不正是起源于此?

  五、国际观不足

  台湾人的国际观不足,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可怕的是包括精英学校的大学生,对国际时势的了解也十分浅薄。

  我身为台大外文系的学生,常觉得自己对国际事务的了解非常不够,来到了北京,更加深了这层感觉。打开电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频道,随时在荧幕下方的跑马灯中,打着最新的国际新闻,包括法国总统出访、欧盟会议的决议内容,等等。反观台湾,新闻频道数量虽是世界之最,但跑马灯中闪来闪去的都是垃圾新闻,一个老人观看奥运转播过于激动猝死的消息,可以连续播送24小时。

  中国大陆如今追求大国崛起,将自身置于大国之林,对于世界各大强权的新闻,时时刻刻地注意着。这次举办北京奥运,更无时无刻不在教育民众奥运知识,包括奥林匹克起源、奥林匹克精神,都是对岸老少皆知的常识。反观台湾,先前才在民进党的选举动员下,大搞所谓“加入联合国”的运动,但试问台湾有几个人对联合国组织有基本的了解?恐怕连大学生都没几个答得出来。

  台湾大学生还有一个迷思,就是把英文和国际观划上等号。的确,英文好有利于我们吸收国际新知,但英文好和具有国际观绝对是两回事。当然,美国也绝对不是国际唯一的代言人。

  说了这么多台湾青年学子的缺失,有人可能认为我过于自傲,又或者说我太过亲共、亲中。在此必须澄清的是,我当然对中共的一些做法有我的意见,大陆人民更是天天都在批评政府,我当然也知道大陆目前仍存在人口素质参差不齐的问题。但我们绝不能情绪化地对中国大陆的一切都加以否定。今日,中国人第一次成功地举办奥运盛会,这是海峡两岸中国人的骄傲,甚至是散布全球各地华人的共同光荣。

  我们更不能否认,中共通过几十年的努力,不但早已解决13亿人口吃饱饭的问题,更使得中国跃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这实在是人类史上了不起的大工程。

  我自己亦属台湾青年学子的一员,上述所列缺失,自己亦多有所犯。也许你质疑我所接触的,大多为北京精英学校的学生,当然素质相对较为优秀。但台湾不是向来就自认比大陆来得思想多元、开放吗?既是如此,更该参照对岸优秀学生的表现,好好反省才是。

  最后我要说,如果再不亡羊补牢,台湾这几年精英教育的失败,将使得未来台湾学子在面对大陆同龄人时,完全不具任何竞争力。

  2008年8月22日,写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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